“三公消费”并非今人独创，早在两千年前秦汉时期就有，而且历代王朝为规范“三公消费”、杜绝铺张浪费花了不少气力，却收效甚微。

　　秦汉时期起，就建立了以各级政府机关和官办驿站为依托，免费接待过往官员的接待系统。出差官员只要持有通行凭证，就可免费享受驿站提供的饮食、住宿、车马交通等服务，经费一般由中央或地方政府负担。

　　历代王朝对官员出差接待标准大多作了硬性规定。朱元璋还动用严刑峻法整治“超规格接待”问题，甚至作出过“非军国重事不许给驿”的规定其中流传至今的“四菜一汤”接待标准，就是朱元璋的发明。

　　跟历朝皇帝相比，朱元璋非常俭朴。当他发觉官员们出差公干时有公款吃喝、铺张浪费的苗头，便趁马皇后过生日机会召集群臣，吩咐上菜：第一道菜是炒萝卜;第二道菜是炒韭菜;第三道是两大碗青菜;最后一道是葱花豆腐汤。众臣不解，朱元璋解释道：“萝卜上了街，药店无买卖;韭菜青又青，长治久安定人心;两碗青菜一样香，两袖清风好丞相;小葱豆腐青又白，公正廉洁如日月。朕决定从今以后，公务接待照此执行。据说“四菜一汤”就这样诞生而且流传至今。

　　但纵观历史，地方官吏为了讨好上级或迫于上级，公款吃喝、送礼行贿、迎送讲排场之风盛行，成了几千年官场上久治不愈的痼疾顽症，但也有少数牛官，他们出污泥而不染，或暗地里、或公然向庞大的官场顽症讲排场的“三公消费”宣战。

　　苏东坡任杭州通判时，杭州城极为繁华，中央派赴该路的监司，大多在城内设立办事处，这个去了那个又来，以至杭州政府专门安排一员副职陪他们吃喝玩乐。此时任杭州通判的苏东坡就扮演过这个角色，因为不胜酒力，疲于应付，他经常对同僚发牢骚，说杭州通判这个差事是“酒食地狱”。

　　为了减轻痛苦，身在江湖中的苏东坡想出了一个很有效果的奇招，那就是一旦遇到公务接待的宴饮，他都要召上一些杭州各大酒店的“小姐”，让赴宴人的注意力从酒杯转移到“小姐”的美色上去，自己趁机回家睡大觉。

　　如果说北宋苏东坡是向“潜规则”软对抗的众多官员之一的话，那么明朝的海瑞则是公开向官场接待“潜规则”宣战的典范。

　　明代海瑞出任浙江省淳安县知县时，顶头上司浙江总督胡宗宪的儿子带了一大批随从经过淳安县，住在驿馆。海瑞对手下说，不管来者身份如何，一律按普通客人招待。然而这个骄横的“官二代”见小小的淳安县令竟敢对自己如此怠慢，立即大发雷霆，居然命人把驿吏捆绑起来，倒吊在梁上。海瑞听说后，马上启动预案，带着差役赶到驿馆，喝令将那一行抓起来。他说：“督早有吩咐，要各县招待过往官吏时不得铺张浪费，所以现在这位一定是假冒的。”说罢便将他们痛打一顿，赶出了县境。

　　海瑞当官那时，按照当时的“潜规则”，如果是巡抚等部级领导路过淳安，接待费要银子三四百两，将近十万元人民币;一般同级官员路过淳安，要用接待费二三十两银子，以粮价折算，在人民币六七千元上下。

　　而海瑞才不管这些潜规则，他只遵循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的公务接待标准，至于礼品、红包、迎送排场等额外的接待一概没有。按照朱元璋的接待标准：同级官员的伙食费、下程路上的伙食费、用船用夫费，合计不过五六钱银子，约一百四五十元人民币。如果巡抚等上级领导驾到，另加一只鹅、一只火腿，市价二钱银子，再补充五六分银子的蔬菜，合计不过200元人民币。海瑞非常赞同这个标准，认为足以保证客人吃得可口了。

　　如果说搞“软对抗的苏东坡”、“搞硬对抗的海瑞”属于“以下抗上”的古代最牛官员，那么林则徐则是“以上抗下”对抗官场接待顽疾的古代“最牛官员”。

　　1839年，朝廷任命为湖广总督林则徐启程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禁。这位钦差大臣发出的第一道公文却与毫无关系：“所有住宿公馆，只用家常饭菜，不必务办整桌酒席，尤不得用燕窝烧烤，以节靡费。此非客气，切勿故违，至随身丁弁人夫，不许受分毫站规门包等项。需索者即须扭送，私送者定行特参。”

　　此令一出，各地官员顿时议论纷纷，私下里埋汰林则徐。要知道，几千年来，官员之间的迎来送往已成为古代官场中公开的“潜规则”。即使林则徐禁令如此，从北京到广州，一路上仍有不少地方官员想乘机巴结林则徐，但由于林则徐坚持原则，为此还严办了个别违规者，才使自己没有被官场的这种不良风气所污染。身为钦差大臣，林则徐竟需要动用权力禁绝官场的超标准接待，实在是一种历史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