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和国际制药先进水平的差距在于新靶点的发现，要实现真正的创新药研发，必须解决自己发现靶点的问题。”近日，在临床肿瘤学新进展暨抗肿瘤药物创新研究论坛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教授黄晓军指出，坚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抗肿瘤药物研发，让一些优秀的教授、医生不仅能看病，还可以成立公司，让他们对疾病的理解最终转化为对相应靶点的认知。

　　近年来，我国药物研发及临床试验发展快速，在肿瘤新药研发方面，我国去年批准上市了抗肿瘤药物19个，今年上半年又批准了18个。并且在国际创新药及临床指南领域，也开始有了中国声音。

　　“以临床价值、临床问题为导向，就要更重视临床医生、教授的作用，把他们的重要性往上提，而不只是停留在临床和研究层面。”黄晓军补充说。

　　这一观点，也得到了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教授王洁的赞同。她认为，应该允许和鼓励医生、教授“跨界”发展。

　　“在国外，很多教授可以到药企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回到医学院或医院。”王洁说，“新药研发以及精准诊断和精准治疗方面，都应该以临床价值为导向，闭门永远造不好车，未来的医药创新一定是科学家、临床医生和药企共同合作的结果。”

　　亚盛医药董事长、CEO杨大俊曾是美国一所大学教授，任教期间他还创办了公司。现在，除在亚盛医药任职，他还是中山大学肿瘤医院兼职教授。他同样对医生、教授在企业和研究机构之间自由“流动”充满憧憬。

　　“美国鼓励教授创办公司，一是鼓励教授作为公司创始人，把自己的专利或Know-How （专有技术、技术诀窍）转化为产品。二是教授可以持股、任公司董事或首席科学官。”杨大俊说，“现在中国有政策鼓励，但还会面临一些具体的、细节性的问题，比如科学家如何与研究机构签订责权方面的协议、如何为专利定价等。”

　　“我相信，以临床价值为导向也是国家的政策导向。只要是利于临床发展的、能让病人获益的，就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教授沈琳认为，肿瘤精准治疗时代已经到来了，临床上更需要精准的药物。同时，联合化疗、联合靶向、多靶点药物研发都迫在眉睫，这对药企和研发机构都是挑战。

　　以肺癌为例，和其他癌症相比，肺癌的靶点很多，药物也很多，但怎样能精准应用与精细化分层，这是全球肺癌研究者都在思考的问题。在多种药物可以使用的情况下，更需要临床医生提出精细化、全程化的管理方案。

　　“希望这个过程中有科学家、药企和医生参与，把临床遇到的问题变成科学问题，能够以最快的时间，在不同的人群、治疗阶段找到靶点。”王洁说，“这不是单靠药企就可以做好的，也不是临床医生凭空想出来的，需要多方合作，甚至是全球合作。”

　　利好的消息是，近5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成为全球的PI（药物临床研究机构主要负责人），但与国外水平差距依然较大。

　　“中国的病人有自己的特点和需求，如果我们有国际上没有的数据，或者数据与国际上其他研究机构有差异性，还是会得到国际认可的。”杨大俊说，“临床数据非常重要，我们做新药必须依靠临床导向和临床数据。”

　　“以临床价值、临床问题为导向的新药研发，能让中国医生更多地领导这些研究，在全球肿瘤研究领域发出更强的声音。”王洁说。

　　但现实问题是，多数医生或教授没有强烈的商业意识，这不利于创新药物的研发。

　　“医生、教授要主动成为制药产业链的一环。”黄晓军补充说，“只有中国医生的临床与科研水平上来了，中国才能成为真正的制药强国。”

　　立足全球，很多疾病中国病例数量特别多，比如鼻咽癌，针对中国病例的特点和病人的需求研发新药，未来中国会有较大的话语权。

　　“不管是跨国企业还是中国企业，都要改变观念。”沈琳说，“中国贡献这么多病例，有这么大的市场，对这些方面进行挖掘，可能是未来创新的源泉。相信未来几年，各界人士携手努力，一定会改善中国肿瘤病人的生活质量，为肿瘤治疗带来革命性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