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对“新三级”学人当年上大学的原因，人们产生共鸣的是一句名言：机遇垂青于有准备的人；对“新三级”学人的主要来源，人们倾向于“田间地头”、“厂房车间”，强调的是体力劳动者。然而，这些理念大有商榷的余地。新三级学人中的绝大多数有在基层从事过繁重的体力劳动的经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高考前的职业依然如故。

　　据本人对收集的200余部新三级学人的回忆文集鸟瞰，并采取以职业分类取代当时按“身份制”登记的统计方法，首先对其中的31部文集及千余个有效样本的统计，并借助郑若玲等人的成果推演：新三级学人出身于知识分子或干部家庭的应占三分之二左右，其中，出现2个及以上新三级学人的家庭，几乎都是知识分子和干部家庭。本人考前已是教师或从事其它非体力劳动的应占一半左右。考生具备以上任意一个客观条件，几乎成了那三年上大学的前提，也是新三级生源的最大特征，抑或是讨论新三级学人相关问题的前提。

　　当然，绝对不能反过来说，具备以上任意一个或两个客观条件，当年就能考上大学。此外，由于当时的政治态势和无法避免的失密因素，或获得当年要恢复高考的不确切消息者，在77级大学生中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有的学校或地区的比例相当高。这是在特殊的环境下形成的，无可厚非；对考生也不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无庸置疑，在事先多数人不知情，事后大家都分秒必争的时刻，捷足先登，不能不说是部分77级考生上大学或上好大学的原因之一。而真正父母是一线的工人或农民，且考前考生本人还在车间矿区、田间地头从事体力劳动的只占十分之一左右，即使如此，这些可归纳为所谓的“底层”者，其中半数的治学条件也不是最差的，如其中有大队党支部书记等。

　　由此可见，恢复高考头几年的机遇，更垂青于有条件准备，包括相对从容备考的人。事实再次证明：当文教的机遇突然降临时，最得益的是那些潜移默化的书香家庭和有条件读书的官员子女。文末附录山西大学历史系77级学生的统计样本，并以“身份制”和“职业分类”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予以比较和解读。

　　1957年，我出生在浙江省慈溪县周巷镇的一个手工业者家庭，父亲半文盲，母亲文盲。1972年初中毕业。1976年底，在慈溪县航运公司周巷航运站工作，为了摆脱繁重的体力劳动，离开被人鄙弃的行业，1978年，我怀着试一下的心情，首次参加高考，虽以260.8的总分（其中数学3.8分），离录取线分而败北。但这个成绩是我在初中毕业五年后，没有读一天书，仅靠考前向单位请假，独自在家复习了两个月的情况下取得的，这使我突然发现自己是一块读书的料，自信心倍增。1979年我继续报考，以5分之差与大学擦肩而过。1980年再考，又名落孙山。

　　高考没有改变我的命运，但三次高考的经历使我与“教育”和“人才”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就开始观察和思考一些与高考有关的社会问题。首先，我发现身边考上大学的，父母大都是教师、医生等知识分子、基层干部，而考生本人往往考前已从事脑力劳动。其次，我解剖自己，本人无缘大学是因为受父亲所谓的历史问题（大概是参加过忠义救国军，现在看来这是一支抗日的队伍）之影响，被剥夺了读高中的权利，而文革及更早时期被剥夺上高中权利的不是我一个人，是一个庞大的阶层。又，如果我有家学渊源，那16-20岁的五年里，不可能完全放下书本（事实上，除了家父在单位刚发的一本《选集》第五卷外，家里无一藏书），也许78年就考上了。而更现实的是，当时5%左右的录取率太低了，若能提高点，说不定也考进了阮亭络。总之，深感个人的力量是极其渺小的，个人的得失更不足道，决定因素是社会。于是，我就把个人的出身、求学、命运、前途与国家、社会、时代、背景紧密地联系起来思考了。[1]此后数十年，挥之不去的“家国情怀”，由然而生。

　　也就是说，当新三级学人还在学校就读时，我就朦胧地关注上了这一群体及其形成背景。

　　此后，我陆续发现许多新三级学人中的代表人物，父母是教师或干部的较多。如中山大学77级的陈平原、厦门大学77级的刘海峰，父母都是教师，其中陈平原考前已当了8年民办教师，而北京大学77级的，其父亲是学者型官员。

　　2011年，我从“一代难以出学者”的角度破解“钱学森之问”时，[2]关注到同行的两项成果。一是明代开科的洪武四年（1371）录取的进士，出身于“儒籍”即南宋书香后裔的有64人，占该科总数120名的53.3%。[3]二是厦门大学1977、1978、17979级共三千多新生，多数是干部和学界子弟。[4]由此获得启示，当文教的机遇突然降临时，最得益的是那些潜移默化的书香家庭和有条件读书的官员子女。这两个数据，尤其是郑若玲博士的研究，不仅给我予启迪，更给我予底气和信心。因为她提供的样本数据足够大而完整，从考生家长的角度而言，已基本上能说明问题了。故从学理上讲，本文也可看作是郑氏研究的延伸。

　　从那以后，我就有了做新三级学人考前经历和家庭背景专题之计划。也有意识地开始收集相关史料。

　　2022年11月10日，在朋友圈里，我读到了丁东先生的《张世满和〈我的大学我的班〉》一文，从中知道了山西大学历史系77级的回忆文集已问世，于是就迫不及待地在“孔网”上搜索。欲购无果。就询问丁老师，此书是不是内部印刷？丁先生知我意，第二天就发来了《我的大学我的班》（自印）的电子文本。因获得的特殊性，就一口气浏览完了该书，使我喜出望外的是，毕竟是历史系的，与不少同类书的许多作者只讲大学往事、不谈或少谈家庭背景和个人考前经历不同，该班的资料比较丰富，有大量的家庭背景和个人考前经历的描述，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素材。

　　而直接促使我下决心尽快搞这一课题的，是该书最后“在本文集即将付梓之际，李润林同学于2022年9月28日因病逝世，深表哀悼”这句话。李同学数月前还积极为班级写回忆文章，却等不到文集面世，这引发了我的两个思考：一是“新三级”学人都步入了老年，要研究，不宜迟。另外，韶华易逝，人生易老，我自己存下的日子也不是很多了，看准的事，得抓紧做。故不久，我就放下了所有课题，专至于此。

　　受制于客观条件，我没有机会从大学等单位获得现成或容易收集的史料，[5]只能从已出版的新三级学人回忆文集中撷取第一手资料。惜这些文集的书名五花八门，开始时搜索到的文献极为有限。恰好在这时，较早关注新三级学人的陈益民先生，发布了他的《新三届回忆录114部》，稍后书目又不断增补，至11月7日，已扩充到242部，[6]我每次都按图索骥，及时在孔网下单，至今共已收藏200余部。

　　然而，要从这二百余部、七八千万文字中析出有价值的数十万文字，再进行统计、校核、分析、成文，没有三五年时间啃不下来。而我的研究方法又与众不同，切入的角度、择取的史料和划分的标准是否妥当？统计的数据和分析是否客观等，都有待学界和事实的检验。同时，虽然每个新三级学人都是独特的，可独特性主要体现在高考前，进入大学后都是大同小异，无非是同学之间的年龄差距大，同学个个聪慧，人人刻苦学习，互相帮助，精诚团结，老师倾囊相授，校园环境和住宿条件差，等等。遗憾的是，从我看、听（“新三届”微信公众号）过的两千篇新三级学人的回忆文章观察，人们着墨的重点在于入学后大同小异的“校园文化”，而非人人不同的考前经历，甚至整本文集找不出入学前个人经历和父母生存状况的片言只语，这大大降低了回忆文集的史料价值。由于“历史事件的‘逢五逢十’周年纪念往往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7]在高考恢复五十周年来临之际，很有可能形成新三级学人回忆文集出版新高峰。故我想借此机会，建议新出版的文集，在给“校园文化”锦上添花的同时，也要给学人考前经历、家庭背景多留点篇幅。

　　所以，为了广泛征求学术界和当事人的意见，避免重复劳动，同时，在高考恢复五十周年来临之际，建议新出版的新三级学人回忆文集，多注意更具史料价值的、自己的考前经历和家庭背景，把真正的独特性展现给世人。笔者决定自己的研究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从收藏的文集中，代表性地择取一批进行统计，先提出问题。第二阶段，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对凡可收集的新三级学人的所有回忆文集，进行统计和分析。

　　在参加高考失利四十多年、在教育史领域跌打滚爬数十年后，[8]讨论当年的成功者，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是回归初心还是重返原点，是继续那场考试的答题，抑或是自不量力？

　　恢复高考的头几年，共和国少了一个大学生，却成全了一个独立学者。我坚决支持恢复高考，并在参与中发现了自己。同时，我庆幸当年没有考上，因为，正如人民大学顾海兵教授前几年当面给我说的(大意)，当初即使考上，也不可能进入研究型大学，不可能去思考这些问题，也不一定会走上学术之路，不可能有今天的学术成就。适合做学问，是恢复高考对我的最大恩赐；数十年如一日，像参加高考复习那样刻苦地治学，使一个毫无学术背景的我能进入学术前沿的“诀窍”学问吧。

　　“新三级”也称“新三届”。新三级学人，是指恢复高考制度后的1977年至1979年入学的三届大学生，那三年共招本科和大专新生94.9万人。[9]新三级学人是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群体之一，也是对改革开放贡献最大的群体之一，这群天之骄子曾是中国各行各业的中坚，有的至今仍活跃在工作第一线。作为社会精英，也自然成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关注点和学界、民间讨论的热点。由于凭才能从千军万马中脱颖而出，一路走来，新三级收获的不是鲜花，就是掌声。这是中国历史上名利双收的最大的知识群体和幸运儿。

　　较早论及新三级大学生群体和概念的，是吴锦才在《社科信息文荟》1994年第16期发表的《“新三届”人，值得注意的群体》，[10]和同年吉月木在《城市问题》第6期上刊载的《新三届：创造跨世纪的辉煌》两文。第一本，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本以“新三级学人”命名的、专门介绍与探讨新三级大学生的著作，是钟岩1996年在浙江人民出版社推出的《中国新三级学人》。

　　也许是时间短暂，且新三级学人的事业还在进行中，对这一群体的全面评价为时尚早，故专业、系统研究新三级学人的学术专著至今还未出现。新三级是伴着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而产生的，故与恢复高考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新三级话题是研究恢复高考及其作用的副产品。2008年前后，值恢复高考三十周年，对恢复高考历史回顾和评述著作开始涌现。2018年前后，为纪念恢复高考四十周年，这类著作的出版进入高峰。故借助恢复高考这个长盛不衰的话题，渗透新三级学人内容的，综述恢复高的著作已达三四十本之多。这些书，具有“一定的研究性和史料性”，“对于人们研究恢复高考、国家变革、新三届整体情况，非常有参考价值”。

　　这类著作，以陈侃章的《冬季里的春闱”：1977年恢复高考纪实》（浙江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为代表。该书的亮点之一、也是对本文有直接启发的是，作者梳理并披露了几被人们遗忘的：1978年4月召开的全国教育会议和招生会议上，就对待恢复高考及1977年录取生源的争论。有趣的是，这次争论的焦点就是“考生的成分和出身”。[11]

　　尽管当时的非议者和反对者的“招生几十万，得罪几千万”之类的质疑，是罔顾事实，甚至完全相反，都被主政者批驳了，但1977年大学录取的结果，使学生家庭背景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即除干部子女继续保持优势外，知识分子的子女咸鱼翻身，其录取率大大超过工农子弟是不争的事实。也说明人们在第一时间已敏锐地捕捉到，恢复高考更有利于干部和知识分子子弟，而追根溯源，后者通常也是原剥削家庭出身。故“现在剥削家庭出身倒成了优越条件”之说，也非离谱。由此观之，本文讨论的问题，人们一开始就高度关注了，只不过随着社会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些以阶级、路线角度提出的质疑，被人们渐渐淡化而已。

　　除了综述恢复高考的著作，1980年代以来，近百所大学、教育主管部们，以及个人等，公开出版或内部印刷了二百余部新三级学人的回忆文集，参与撰写者达近万人次，为时代留下了十分丰富的第一手史料，为我们多角度、多层次研究这一群体创造了不可或缺的条件，尽管回忆文集似乎尚无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另外，“新三届”微信公众号其所拥有的相关海量纪实文章，也是值得人们关注的、一个获得新三届学人信息的重要渠道和交流平台。

　　目前关于新三级学人的研究论文，约有数十篇，多数属于报道或采访性的文章。但也有若干高质量的论文，其中以刘海峰的新三级学人研究“三部曲”[12]和陈侃章（高逸）的《77、78级：大学生的历史履痕》[13]等四篇为代表。

　　刘、陈的论文高屋建瓴，对新三级学人的形成、特征、求学、使命和作为等做了比较全面系统的介绍和分析，整体上代表了新三级学人的研究水平。但美中不足的是，他们对这一群体的考前经历和家庭背景的考察欠缺。除了刘海峰在两篇文章中，分别引入郑若玲对厦门大学78级大学生中，学界家庭出身的比例较大，以此说明在不重视文化教育的时代，知识分子家庭的影响起着较大的作用，[14]和通过厦门大学档案馆收藏的“厦门大学一九七八年秋季录取考生情况统计表”，来说明这届学生来源复杂多样外，[15]没有其它更具说服力的史料。自然也没有展现对新三级学人的某个群体，同时进行学生来源和家庭背景讨论的情形。[16]

　　名师出高徒。郑若玲是刘海峰在厦门大学任博导时带的学生，她的《科举、高考与社会之关系研究》，是刘指导的博士论文。该书第五章第五节高考与社会流动——以厦门大学为个案，通过建国前至1980年的8个时段的8821个学生有效样本的统计，试图探究高考制度对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影响力，并分析它对于社会发展的意义。

　　尽管作者没有提到“新三级”这一概念，甚至对相关数据也没有作必要的分析，但“厦门大学建国前后学生家庭职业分布”表，清晰地告诉我们，77、78、79级学生中，家庭属于政界（含军人）学界的计1872人，占总数3326人的56%。其中，1977年占59%，其余二年均占55%。也即该校的新三级学生中，出自干部和知识分子家庭的，每年都超过了半数。还要指出的是，虽然，那三年，干部家庭仍居第一，但异军突起的是知识分子家庭，尤其是1977年（总人数989），在前四个人群中，工人家庭出身的由上年的15.99%，下降到15.27%；农民家庭由上年的26.08%，锐减到11.93%，一朝回到解放前；干部家庭由上年的36.17%，减退到29.52%。唯独知识分子家庭强烈反弹，由上年的9.83%，突升到25.38%。可见变化最大的是农民和知识分子家庭，两者的位置互换了。建国后一直边缘化或处于被歧视的知识分子家庭，得益于考试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凭借自己的文化资本，以较小的人口比例，产生的77级大学生相当于两个最大的群体：工人和农民之和（在4.25%的军人中，尚有军医等知识分子）。[17]假设工农的人口占全国的90%，干部和知识分子的人口占全国的10%，那么，若仅以郑氏的统计推理，在1977级的大学生中，干部和知识分子家庭的辈出率，是工农的20倍，这就难怪1978年的全国教育会议和招生会议上，“考生的成分和出身”成了争论的焦点。

　　因此，虽然郑若玲无心涉足新三级，但她提供的包括77、78、79级在内的新生父母职业分布，形象地说明，学生的家庭背景与政治气候关系密切，无意之中，为我们提供了迄今为止真正以社会学的方法统计的系统、完整、可纵向比较的新三级学人的家庭背景之最佳史料，笔者获益良多。惜作者也没有对这三届大学生本人考前的职业同时进行研究。顺便提及，不知为何，郑文在《民主》2007年第5期发表时，那份使人一目了然的表格，竟没有出现，这大大影响了论文的传播和应用。

　　也许本人孤陋寡闻，综上，尽管数十本综述恢复高考的专著，为我们研究新三级学人提供了广阔的时代背景，二百余部新三级学人的回忆文集，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数十篇研究论文触及到这一群体的方方面面，对新三级学人的讨论，似乎“题无剩义”（陈平原语）。但讨论新三级学人的基本话题之一，也是一开始就成为争论焦点的：他们来自哪里（职业的角度），其家庭背景如何？尚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要之，学术界尚没有出现讨论新三级学人的学术专著，没有讨论新三级生源的专题报告，更没有同时讨论新三级生源及其家庭背景的论著，则对此讨论的学术意义不言而喻。作为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另类“新三级”学人和长期关注者，笔者更有心愿做一尝试，以抛砖引玉。

　　讨论新三级学人之所以成为那三届的大学生的原因时，人们似乎有一个共识: 机遇给予有准备的人。有的甚至直接以此为回忆录文章的标题。如天津大学铸造系78级黄凯枫的征文，就以《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回顾77年和78年高考》为题。[18]无独有偶，四川大学原党委书记饶用虞，以《机遇总是眷顾那些有准备的人》为篇目，为《命运回眸-——四川大学与长春光机学院七七级同学共忆高考》一书作序。文中，饶书记对77年考上大学的原因做了高度概括：当时能够参加那场竞争激烈的高考考试，能够坚持到最后并且脱颖而出的人，通常是那些平时就喜欢读书学习，有坚强信念和学习毅力的人，是那些为了实现人生目标而不懈努力、决不轻言放弃的人。[19]西北工业大学77级的屈展，在分析77、78级的同学能上大学的缘由时，也表达了几乎与上述一致的观点。[20]这些论述大致不差，且几乎适用于诠释任何时代、任何类型的个人成材之路。

　　然而，仅以此来概括十里挑一、甚至百里挑一（相对于77年高考的应考生）的新三级学生之成因，是远远不够的。首先，那三级学人中固然有大量的向来坚持学习的人，但临时抱佛脚的也不少，且即使前者，以往大都读的也是文学等课外读物。从我目前看（听）过的两千篇新三级学人的回忆文章分类，可以肯定地说，温故知新，一直坚持读数、理、化、英课本的是极少数，1976年年底前准备将来高考的几乎没有。顺便提及，即使77、78级学生，在他们考试后至拿到入学通知书前，对自己的考试成绩也是普遍地不自信的。其次，如果仅强调新三级学人的成功，是他们长期坚持学习的结果。那么，其潜台词是否数千万应考生没考或考不上，是他们一贯放松学习的必然终局？

　　我们认为，机遇给予有准备的人，这个“准备”，放在恢复高考的头几年讲，应该包括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从主观上讲，哪些人在长期坚持学习？从客观上看，哪些人有条件多年自学？当时年青人普遍不读书，除了“读书无用论”的氛围，一个更严酷的现实是，生存压倒一切，许多人根本没有读书的时间。如沈阳师范学院七八级的张志明，下乡时“还随身带上了一大堆大学英语教材和一些英语期刊杂志，想在闲暇时阅览自娱。然而到了农村方知自己是多么的单纯和无知。每天繁重的体力劳动过后，只觉得腰酸腿痛，疲惫不堪，哪有什么精力去看书学习！”。[21]

　　因此，机遇给予有准备的人，只说了一半：主观部分；另一半：客观部分也是值得讨论的。所以，我们要尽找新三级学人入学的原因，不应该仅停留在主观上。我们要通过必要的途径，如从他们的考前经历和家庭背景切入，探索那三届学生入学前的共性，而这个共性，应该是其他同龄人所难以具备的。在高度关注近百万幸运儿的同时，也给近五千万“衬托”者来个迟到的慰藉。[22]

　　接触新三级学人的文章，在家庭背景和学生经历的介绍中，往往会看到两种完全相反的信息。一般来说，学生个人的感觉，同学出自干部和知识分子家庭的较多。如四川大学历史系七七级的陈吉元回忆，全年级81个学生，“出身于高干、教授、师团干部之家的占了绝大多数”。[23]再如，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七七级71班的庞静认为，“七七级同学大部分来自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家庭”。可学校登记的又往往又是另外一码事。如按清华大学化工系77级71班的统计，家长属干部和知识分子的仅13人，占全班总数38人的34%。

　　学生考前的职业信息同样如此。如新三级学人中来自教师的多是一个共识。如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七七级72班，除掉在校生，生源（没有一个是农民）为教师的占历届生的三分之一。[24]再如，沈阳师范学院78级新生“多数是当中学老师的六八年老知青”。[25]但在各学校的统计中，教师的占比往往不能反映出来。如前揭的厦门大学78级1102名学生中，理当有数以百计的各类教师，可我们在该校提供的八个生源类别中，找不到教师的踪影。

　　以上都是当事人或当事学校的第一手史料，反映的都是事实，但两者为何不同，甚至相反呢？这就要从当时新生入学登记时还在执行的“身份制”分层说起。

　　1950年代中期，随着严格的户籍制度、单位制度、干部工人区分的档案制度、干部级别制度等建立，以户口、家庭出身、参加工作时间、级别、工作单位所有制为指标的，非财产所有权的社会分层应运而生贵州旅游自由行。对于这套社会分层制度体系，学术界称之为“身份制”。这一制度一直持续执行到1979年的改革开放前。[26]

　　一个人的阶级成份、家庭身份、户籍性质等一旦确定，是很难改变的。举个极端的例子，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先进典型邢燕子，曾官至中央委员和天津市委书记，但他的身份仍是农民，主要靠下地干活当社员，挣工分养家。[27]

　　先说家庭。作为过来人，知当时每逢升学、招工、入团等人事或晋升等都要填表，表格上虽也要填父母的工作单位等信息，但最重要的是家庭出身（成份）。所以，如果学校仅按一项内容统计家庭背景的话，通常就会按“家庭出身”计。家庭出身一般是父亲建国初的经济地位或从事的职业，但到1970年代末，已经历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有些父辈的职业发生了变化，然而，家庭出身仍得按最初的填，这自然就会出现家庭出身与父亲职业不一致的现象。如重庆师范大学中文系77级的杨济余，他的家庭出身是“店员”，即营业员，一般划入工人序列，但其“家父乃中医学校学术权威”，[28]这就把一个出生于知识分子（可能又是干部）家庭的学生，统计到工人队伍里去了。再如，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77级71班的唐森，来自干部家庭，但他在学校登记的“家庭出身”是“贫农”，[29]这就把一个干部子弟当成农家子弟了。

　　相对于家庭背景，学生入校时登记的职业与事实相差更大。如77、78级生源中最大的群体是教师，但他们绝大多数是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他们的身份没有变，所以，各学校统计时都把他（她）们计入工人、回乡务农、下乡知青了。至于公办教师，当时划入干部队伍耐高温软管。

　　按身份制认定的同样身份，各人的处境差别也很大。如同样是工人，1977年考上西北工业大学的刘胜苏，考前在四季恒温、关起门来无人打扰的精密机床室工作趣祝福，为他的“自学创造了非常优越的条件”。[30]我们还发现，一些考生考前在大学的实验室工作。而后来成为知名作家的方方 ，当时作为搬运工在“扛大包，拉板车，天天累得半死”。[31]他（她）们的学习条件不可同日而语。

　　即使同样一个人，具体到学生个体的经历，前后也会出现较大的变化。如四川大学经济系77级的赖新农，考前他已在重庆公路养护二分段工作了七年多，考试时他的身份是养路工，这是一个既脏又累的体力劳动活。可实际上，他仅前二年在一线从事公路养护工作，此后的五年多一直以工代干，在段办公室从事宣传工作。[32]

　　再如，锦州师范学院七七级的张雪峰，1966年高中毕业，1968年回乡务农，当年就成为民办教师，一干十年。若从户籍划分，他是农民，而实际上几乎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33]类似情况在南京大学历史系77级学生中同样存在。

　　由此可见，若按入校时以身份制登记的统计，就与事实有相当大的出入。上面说的学生感觉与学校登记的矛盾，就是这样产生的。

　　众所周知，在社会分层体系中，“阶级、等级、职业”是三大划分，[34]对照实际，1956年城乡社会主义改造后，中国大陆实际已不存在真正经济意义上的“阶级”了；至于“等级”，只在人数不多的干部队伍中存在，不具普遍性。那我们所选择的研究方法，唯有“职业”了。此外，在身份分层已演进到经济分层的今天，以“职业”来划分，也更具现实意义。

　　恢复高考是在受废除高考和文革的双重影响，中小学教育质量普遍下降的背景下突然而来的。这就决定了考试题目的难度不会高。恢复高考后的前三年，尤其是77年的高考，考生都普遍感到试卷本身并不难；一个合格的高中毕业生都有考取的可能。也就是说，当时考的不是你高中毕业后增加了多少知识，而是你高中毕业后肚子里还存多少“墨水”，也即你离开学校后还有多少知识没有被遗忘。这就与考生的工作环境和家庭背景有直接的关系了。虽然，当时社会都普遍不重视文化，但并不是每个家庭都对子女的教育不关心，重视子女教育的传统在这个民族还没有完全中断；尽管革了文化的命，但并不是各行各业都与文化绝缘了，像教师、文秘那样的职业仍要知识来支撑的。

　　因此，我们要从两个角度切入。第一，得知恢复高考前后，哪些家庭有利于孩子留住所学知识，或有利于孩子复习？第二，得知恢复高考前后，考生从事的哪些职业有利于自己巩固知识，或有利于复习？

　　则我们仅讨论第二个问题。总体而言，对考生考前影响最大的，不是户籍归类，也不是正式工和临时工之别，而是其实际从事的职业对文化的关联度。所以，笔者的统计不按“身份制”，如法律意义上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的二元户籍制度划分，工人教师和干部等中也不按正式编制和临时工划分。我的划分是知道恢复高考前，是否从事与文化有关的职业；知道恢复高考后，从事的职业是否与复习有一定关联为主要依据的。

　　也就是说，本文用职业分层取代“身份制”归类，不仅仅是出于社会学的理论，而更是从实际出发，包括自己的亲身经历。坦率地说，笔者是从几乎统计完本文的全部数据后，才重温社会学知识的，希望从中获得理论上的阐释而已。

　　由于1979年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已经历了一个比较完整的高中（当年是二年制）教育周期，至此，各高中毕业生的文化水平，除了自己的天赋和努力，主要取决于各学校的教育水平和地区差异，对家庭的依赖已明显减弱。故本文的研究对象，是除1979年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以及在学校参加过该年高考复（补）习班的考生以外的，所有“新三级”学生，包括本科和大专。由于77级的部分应届生和在校生，以及78级的应届生和在校生，没有工作经历，对他们仅讨论家庭背景。

　　指工矿（含商业，下同）企业（也包括农村的社办企业、城乡个体手工业者和生产建设兵团的“工团”）中的体力劳动者（包括临时工）。按：社办企业的员工，个体手工业者和各类临时工，虽然经济收入和福利条件等比不上城镇的正式职工，但相对于下地干活的农民要好的多，在当时的农村也都是令人羡慕的职业。

　　原户籍在农村，中学毕业后又回到农村的体力劳动者。包括除大队会计以外的所有大队、生产队干部经典婚纱摄影，含大队党支部书记。

　　上山下乡知青包括农村插队、随父母离城下乡和去生产建设兵团（农团）及农场的体力劳动者。②、③项又可归类为农民。

　　教师既包括小学、中学、中专、“共大”及厂矿企业的子弟学校等的教师，又含这些学校的公办教师、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等所有这些学校任职的教师。

　　国家和企业的正式干部及以工代干、以农代干、以兵代官者；工矿企业（含社办企业，下同）中的各科室人员、技术骨干，高端设备的操作工；医生、护士、银行职员、县级以上文工团员；农村中的大队会计、赤脚医生、“公社八大员”[35]等；中等专业学校在校生；1978年级考生中凡脱产参加过一个月以上，各级政府和学校组织的高考复（补）习班的学生。按：1978年高考中，这类考生颇具优势，成功率较高，故也归入此类。

　　农村、农场中的体力劳动者，包括除大队书记、大队会计以外的大队、生产队的所有干部。

　　公社、镇以上的政府部门（含各职能部门）工作者；厂矿企业（包括公私合营企业中的资方）、国营农场的负责人，生产建设兵团中连以上负责人；（革命）军人。按：由于考生的家长一般都是近四十岁以上的中年人，而这个年龄段的军人，几乎都是排级以上的干部或享受同等待遇的专业人士，故家长中的现役军人及转业军人都列入干部。

　　与学生中的教师类型相似。由于学校和教育系统的各级领导，其教育资源比教师更为丰富，也列入教师类。

　　包括具有大中专学历者、科学研究者、工程技术人员、医生、企业财务人员等；；1952年前的初中毕业生；[36]又因1977年、1978年的应届高中毕业生的主体，是1962年及以前出生的，而1962年以前的高中毕业生，基本上被高校录取，剩下的几乎都是因为出身在“黑五类”家庭而剥夺升学的，他（她）们几乎都是优秀的高材生，文化水平不会低于同期的中专毕业生，故也列入知识分子。按：家长中1952年前的初中毕业生和1962年前的高中毕业生，目前所见仅占本文统计的1%左右。作者如此处理，是觉得这更为专业、客观和全面。

　　④、⑤项又可归类为知识分子。教师之所以单独列表，是因为教师的比例特别高，这还不包括不少曾当过教师后来改行的。按: 由于至少父辈的遗传因素还在，故知识分子（含教师）、干部中，不论是否在世（有继父、继母者，按继父、继母的职业计），也不论是否在职，即“打倒”与“复出”。其他各类父辈的情况也如是处理。

　　工矿企业中的各科室人员，建设兵团、国营农场中的文职人员，银行职员、农村中的大队会计、大队书记等。按：大队会计是当时大队干部中的唯一“脱产”或“半脱产”者；大队书记虽然基本上在田头，收入也不高，但与考生中的刚当上的大队书记不同，考生家长中的大队书记一般都资历较深，权力不小。尤其是各类升学上，作用非同一般。从新三级学人回忆中，无论初升高还是推荐上大学，论及特权最多的就是大队书记。

　　无论学生来源还是父母职业分布的划分，以上都有不尽人意之处，但笔者没有更好的办法。

　　说明：1、具有各种身份的混合家庭，都往有利于学习的家长靠。如父母中一位是工人，另一位是农民，就按工人家庭计；同一家长具有多种身份者，也如是归类。如既是干部又是知识分子的，按知识分子家庭计；知识分子家庭中一方为教师的，按教师家庭计。

　　2、在知识分子家庭中，若父母一方，父（母）祖两代及以上均为知识分子的，又称书香家庭（狭义），以便日后专门讨论。

　　3、在考生考前职业和家庭背景确认时，坚持宁缺毋滥的原则。如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浙江医科大学77级的黄荷凤，从她的“下乡的两个姐姐被推荐上了大学”，以及考上后父亲为她绘了一幅“报到指引地图”[37]等推理，她应该出身在干部或知识分子家庭，但没有直接的依据，其家庭背景就按“待考”处理。

　　无庸讳言。从新三级学人的回忆文集中撷取研究样本是有很大局限的。首先，目前写过回忆文章的，仅占新三级学人的百分之一左右。其次，各文集反映的新三级学人回忆内容的主体是大学校园。再次，由于回忆文集几乎都是有感而发，而不是按统一格式撰写的，且大都没有“史料性”之自觉。因此，目前我们既找不出一本完整记载某个学校，新三级学人考前经历和家庭背景的文集，也没发现一本完整记载某个系、班，新三级学人考前经历和家庭背景的文集，甚至完整记载某个新三级学人考前经历和家庭背景的也几乎没有。但尽管如此，新三级学人的回忆文集仍具有不可多得的第一手史料的性质，如果采用恰当的方法，从中也能够析出有统计意义的样本。这就要对文集中的每个作者能否纳入研究对象，在分类标准的基础上进行取舍。

　　无论考生还是家长，本文的主要趣向是区分脑力劳动者（或称非体力劳动者，下同）和体力劳动者，故统计时大致会产生五种结果。只要含以下任何一项就有效：1.父母（一方即可）是干部、知识分子、“其他”等；2.考生考前已是教师、干部（其他）等“脑力劳动者”；3.父母都是一线（体力劳动者，下同）的工人或农民，且考生考前也是一线的工人或农民（含知青）。由于史料难得，本文把文集中作者提到的兄弟姐妹或原来的同事、同学等中的新三级学人，凡符合其中条件的，作为“附传”，也按样本收入。

　　以下两种情况无效：1.仅知父母是一线的工人或农民，不知考生本人考前的职业；2.仅知考生考前是一线的工人或农民，不知父母的工作属性或文化程度。

　　本文从约一千三百万文字、31本回忆文集（涉及130个大学）统计出了1013个有效样本，其代表性表现在区域：7大区域；年级：77、78、79级；学历：本科、大专；专业：文、史、哲、政、经、艺，理、工、医，师等；大学层次：综合性、专科性及重点和一般；出书类型：出版社、自印；文集收集范围：大学、系、班，全国、省、市。基本上包含了新三级学人的方方面面。统计结果详见表1。

　　由上表可知，在900个本科生中，考前从事教师和非体力劳动的453人，占可比较725人（总数减待考减应届，下同）的62.5%，家长为知识分子和干部的548人，占已知681人（总数减待考，下同）的80.5%。在85个大专生中，考前从事教师和非体力劳动的53人，占可比较72人的73.6%，家长为知识分子和干部的37人，占已知59人的62.7%。本科、大专及层次待考的总计1013人（其中77级658人，78级337人，79级17人，年级待考1人），考前从事过教师和非体力劳动的512人，占可比较804人的63.7%，家长为知识分子和干部的607人，占已知762人的79.7%。其中，出现2个及以上新三级学人的家庭，几乎都是知识分子和干部家庭。这说明，考生具备以上任意一个客观条件，几乎成了那三年上大学的前提，或曰充要条件。当然，绝对不能反过来说，具备以上任意一个或两个客观条件的，当年就能考上大学。因为任何考试成绩的决定因素是考生的水平和发挥。遗憾的是，这一生源的基本特征，即使当事人也似乎无人关注。在我读（听）过的两千篇新三级学人回忆录中，鲜有人感觉到这一点，大家基本浸淫于复习阶段如何刻苦学习的励志上。例如，在2023年12月10日到15日举办的“新三届四十年海上论坛”活动中，无论是嘉宾演讲还是事后参与者发表在“新三届”等上的感言，似乎无人讨论“生源”。

　　此外，同时满足本人从事教师和非体力劳动，家长又为知识分子和干部这两个条件的仅有173人，占可比较553人（总数减两个待考减应届）的31.3%。这反映，是否同时具备两个条件倒不那么重要。

　　而真正父母是一线的工人或农民，且考前考生本人还在车间矿区、田间地头从事体力劳动的只有51人，占总数1013人的5.0%，却即使如此，这些可归纳为所谓的“底层”者，其中半数的治学条件也不是最差的，如本文最后“附录”：山系大学历史系77级的55个有效样本，仅有2个学生和父母都是农业体力劳动者，其中一个本人是大队党支部书记，另一个是通过“共大”培训的大队农业技术员，后者其父母都是有一定的文化，尤其是母亲还是战争年代就参加革命的。如果在南方，这位母亲就是老革命、老干部了。

　　此外，由于当时的政治态势和无发避免的失密因素，或获得当年要恢复高考的不确切消息者，在77级大学生中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在一些地区已成公开的秘密，笔者有足够的资料怀疑若干学校的比例会相当高。[69]这是在特殊的环境下形成的，无可厚非；对考生也不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无庸置疑，消息的不确切，并不影响有人先行；在事先多数人不知情，事后大家都分秒必争的时刻，捷足先登，不能不说是部分77级考生上大学或上好大学的原因之一。

　　由此可见，恢复高考头几年的机遇，更垂青于有条件准备、包括相对从容备考的人。

　　尽管本文是在长期观察的基础上“主题先行”，先构建思路后寻找史料的，但这个统计结果仍出乎我的意料，考前从事非体力劳动及家长为知识分子和干部的占比，应该没有这么高吧？故笔者欲检讨自己的样本来源和择取标准，同时结合郑若玲的研究成果，以及比较完整的山西大学历史系77级的数据（详下），试图推演新三级学人的基本生源。

　　首先，本文择取样本的生源层次应高于平均水平。这反映在论文集的编写学校或收入作者的层次较高，以及本科生所占的比例高于实际的本、专占比两个方面。其次，本文样本中属于“附传”收入的有116人，占总人数的11.5%，此外，还有一批虽属于各论文集收录的同一对象，且自己没写回忆录，仅是其他学生提及的样本。这两者相加，大概占总数的20%左右。由于这些样本只要满足学生考前是从事非体力劳动，或者是干部家庭等一个条件就成有效样本，而学生回忆录中，某个学生考前还在田间，且父母也在地头类似描述的情况几乎没有。这就自然提高了考前从事非体力劳动及家长为知识分子和干部的占比。不过，由于表1的一大特征是，无论是文史哲还是理工科，无论是重点还是一般，无论是本科还是大专，抑或是否有“附传”，各大学的主要数据占比大同小异，不存在大起大落的现象，故这些因素应不会改变本统计的基本盘。

　　我们再比较和分析郑若玲的数据。本文的父母职业属于知识分子和干部的，只要父母任意一方是即算，可郑文几乎仅计父亲的职业，母亲的职业一般忽略，这就降低了家长为知识分子和干部的占比。而本文的父母职业中，母亲的职业地位高于父亲，或找不到父亲职业的，即按母亲的职业（知识分子、干部）统计的占6%，如果考虑到这个因素，则郑文中父母为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就占到62%。再如，郑文中的“工包括工人、职工和手工业者”，既然“工人”与“职工”有别，联系到上揭“厦门大学一九七八年秋季录取考生情况统计表”中，“干部职工”并列，且另辟“工人”项，则笔者认为，这“工”中的“职工”，可能是没有职务的公职人员，或企业的文职人员。又，郑文中的“其他”占12%，其中应该有知识分子。再，郑文统计的1979年的人数，也包括了当年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而到了该年，入学新生应届生成了主力，这些学生对家庭的依赖已明显减弱。相对于本文，也降低了家长为知识分子和干部的比例。此外，当时不少老干部还没有“解放”，不知这些孩子入学时如何填自己父母的身份的？郑氏又如何归类的？更不要说工人和农民中应该还有以工代于、以农代干的非体力劳动者了。总之，若郑文的统计对象和方法与本文一致，则家长为知识分子和干部的比例会有较大的提高，很有可能达到三分之二以上。[70]

　　由于郑文的数据大且完整，笔者很信赖。所以我认为，新三级学人中来自知识分子和干部家庭的应占三分之二左右。由于77级北京大学工农家庭出身的占比，几乎与厦门大学的一致，78级、79级北京大学干部军人和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占比，也都超过了半数，[71]联系到“身份制”时代的烙印，前面讨论的郑文中留存的问题，在李文中应也不可避免。故笔者认为，这个推演至少在层次较高的大学中是站得住脚的。新三级学人中的绝大多数有在基层从事过繁重的体力劳动的经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高考前的职业依然如故。参考家长中的修正数据，在新三级学人中，考生考前从事非体力劳动的应占一半左右。由于新三级学人当今基本上成了成功人士、社会精英，也许那些出身低微的不愿谈及曾经的寒酸和平凡的父母。[72]因此，笔者把考生和家长都为体力劳动者的占比提高一倍，假设为10%左右。即使这样，新三级学人中考生和家长都为体力劳动者的上大学的概率，充其量只及考前从事非体力劳动及家长为知识分子和干部的十几分之一，考前从事非体力劳动及家长为知识分子和干部的，仍是绝大多数新三级学人上大学的前提，也是生源的最大特征。而这，远不是“机遇只垂青有准备的人”这一主观评论所能涵盖的。更值得回味的是，由于1978年全国教育会议和招生会议及其主流媒体明确认定：新的招生政策代表着工人阶级和和贫下中农的利益驱动芯片销售企业，强调“所招生源”工农子弟是主体，[73]所以，长期以来舆论倾向于新三级主要来自工农；上大学前多数同学在社会基层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的认知，成了政治正确。[74]这就更有必要对此重新审视了。

　　本文仅提出问题，包括切入的角度、研究的方法、划分的标准及统计和推演的新三级学人生源主体，至于原因等分析，待笔者日后样本扩容后再向学界汇报。

　　资源来源：张世满主编：《我的大学我的班——山西大学历史系七七级忆文集》，2022年自印。说明：表中“姓名”栏的数字序号是按“身份制”划分的类别，其中①工人，②回乡农民，③下乡知青，G干部，⑨待考。“考前职业”栏的数字序号也是类别，具体指代见前“分类标准”。

　　为了更好地接受学界的检验和批评，也为了读者对“身份制”有感性认识，特把山西大学历史系77级学生的统计，作为实例样本附录，其中，生源按“身份制”和“职业”两种统计方法解读。

　　之所以选择此系（班），是因为：第一，该书的史料比较丰富；第二，经张世满主编和老班长及活动推动者之一的丁东先生的帮助，对内容进行了补充和校核，使史料更为扎实和准确。第三，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所在省社会发展程度，抑或是学校层次，山西大学都比较接近“中位数”，有一定的代表性。

　　该班共有学生79人，至2022年发起编写回忆文集活动时，有6位同学已逝，健在73人，有58位参与活动，本文采集了55个有效样本，占参与活动总数的95%，相对完整。

　　由表2获知，如果按“身份制”划分，[75]该班生源分布如下：工人17人，回乡农民18人，下乡知青8人，干部10人，待考2人，合计55人。其中，工农（含知青）合计43人，占已知身份总数53人的81%，这就是长期以来主流媒体一直强调的，新三级学人的主体是工农的典型样本。

　　但是，如果按笔者主张的“职业”划分，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工人19人，回乡农民2人，[76]下乡知青8人，教师14人，干部等其他非体力劳动者10人，待考2人，合计55人。其中，学生考前从事教师等非体力劳动的有24人，占可比较人数53人的45%，家长是教师和其他知识分子及干部的有30人，占可比较人数53人的57%，本人和父母都属非体力劳动者的6人，占可比较人数51人的12%，本人和父母都是体力劳动者的7人，占总数55人的13%。由此可见，虽然该班本人和父母都属非体力劳动者的占比低于本文的平均数，但具备考前从事非体力劳动，或家长为知识分子和干部之一个条件的学生，仍占到了86%。，仍是他（她）们成为新三级学人的最大“公约数”，或者说生源的最大特征。

　　由此可见，即使同一研究对象、同样的史料，统计的方法和划分的标准不同，生源结果的差异也较大（家长的差异并不大，故不比较）。至于哪一种统计方法更能反映事物的本质，请读者来评判。

　　本文在资料收集和修改过程中，得到了周尧云先生、丁东先生、张世满教授、陈益民总编、高泰东研究员、研究员、刘海峰教授、周腊生教授、董谦高工、谢红校长等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作者简介】沈登苗，1957年生，浙江省慈溪市人，独立学者，主要从事科举学、教育史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著有《文化的薪火》（杨玉圣主编：《学术共同体文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一书，提出“一代难以成为学者”的原创理论，以此破解“钱学森之问”。

　　[1] 详见沈登苗：《我的问学之路》，载杨玉圣主编：《学术共同体文库》，沈登苗著《文化的薪火》，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18页。

　　[2] 详见沈登苗：《双重断裂的代价：新中国为何出不了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之回答》，《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第6、7、8、9期。

　　[3] 钱茂伟：《国家、科举与社会——以明代为中心的考察》，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第308页。

　　[4] 郑若玲：《科举、高考与社会之关系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5页。

　　[5] 如果是当时学校的统计资料，价值一般不大。详后。但作为过来人，知当年学生入学的登记表应有完整的记录，从中切入，定能得到比较理想的史料。

　　[6] 陈益民：《新三届242部回忆文集杂议》，“新三届”微信公众号2023年11月7日。本文相关数据和论述，均引自该文，为节省篇幅，以下引自该文的内容不再注释。

　　[7] 王润：《个人奋斗与时代变革：恢复高考40周年的文化记忆与阐述社群构建》，《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年第11期。

　　[8] 相关成果见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4期；《教育的深远影响——清代全国科举发达县与当代经济发达地区的分布基本一致》，《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8期；《打破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院系调整——以中国现代科学家于院系调整前后在高校的分布为解读》，《大学教育科学》2008年第5期；《从沃土到荒漠——对二战前后东欧地区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变迁的一点思考》，《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22期；《双重断裂的代价：新中国为何出不了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之回答》，《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第6、7、8、9期；《著名美籍华裔科学家的来源、构成及原因初探》，《社会科学论坛》2012年第8期；《“两个估计”的真实内容和“版本”归属 ——基于史料层面的澄清与反思》，《社会科学论坛》2019年第4期；《1952年四成应届高中毕业生“失踪”问题再献疑》，微信“学人”公众号，2022年12月27日。

　　[9] 教育部计划财务司：《中国教育成就统计资料（1949-1983）》，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26-27页。

　　[10] 转引自刘海峰：《恢复高考与新三级大学生的使命及作为》，《江苏高教》2023年第5期。

　　[11] 陈侃章：《冬季里的春闱”：1977年恢复高考纪实》，浙江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117页。

　　[12] 刘海峰：《时代与人物的互动：77、78级大学生群体扫描》，《教育研究》2008年第12期；刘海峰：《恢复高考的复原与探新——兼论77、78级大学生的构成与际遇》，《大学教育科学》2022年第3期；刘海峰：《恢复高考与新三级大学生的使命及作为》，《江苏高教》2023年第5期。

　　[14] 刘海峰：《时代与人物的互动：77、78级大学生群体扫描》，《教育研究》2008年第12期。

　　[15] 刘海峰：《恢复高考的复原与探新——兼论77、78级大学生的构成与际遇》，《大学教育科学》2022年第3期。

　　[16] 也许有人会说，把郑若玲对厦门大学78级大学生家庭职业的统计，结合厦门大学一九七八年秋季录取考生情况，不就同时讨论了吗？不能。因为，这不是发生在一篇文章中，更大的问题在于两者的统计方法不同。详后。

　　[18] 载《往事回首，岁月如歌——天津大学七七、七八级恢复高考四十周年纪念文集》，2017年自印，第263页。

　　[19] 殷建中等主编：《命运回眸——四川大学与长春光机学院七七级同学共忆高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序二。

　　[20] 屈展：《三十功名尘与土》，载卢苇等主编《四十年：西北工业大学七七、七八级同学入学四十周年纪念》（下），第406-408页。

　　[21] 沈阳市政协学习宣传文史委员会编：《恢复高考四十年》，沈阳出版社2017年版，第191页。

　　[22] 按：1966-1979年的14年间，全国共有高中毕业生4283万，另，在77、78级学生中，原初中学历的不少，其中老三届初中生（共867万）较多。详见教育部计划财务司：《中国教育成就统计资料（1949-1983）》，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24-25页。故那三届的应考生为近五千万。

　　[23] 《逝者如斯：四川大学历史系七七级毕业30载》，2012年自印，第74页。

　　[24] 苗齐田等主编：《延伸的墨迹——清华大学1977级毕业30周年纪念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65，368-369，385页。

　　[25] 沈阳市政协学习宣传文史委员会编：《恢复高考四十年》，第111页。

　　[26] 李强：《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新变化》，载李培林等主编《中国社会分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6-41页。

　　[27] 邢燕子：《我的一生更像是个笑话》，“泽畔时空”微信公众号2023年12月3日。

　　[28] 王林主编：《与历史相遇：七七级大学生活实录》，河北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389，36页。

　　[29] 苗齐田等主编：《延伸的墨迹——清华大学1977级毕业30周年纪念文集》，第377，369页

　　[30] 卢苇等主编：《四十年：西北工业大学七七、七八级同学入学四十周年纪念》（下），第5页。

　　[31] 武汉大学中文系一九七八级编：《老八舍往事》，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9页。

　　[32] 殷建中等主编：《命运回眸——四川大学与长春光机学院七七级同学共忆高考》，第64页。

　　[33] 沈阳市政协学习宣传文史委员会编：《恢复高考四十年》，第365页。

　　[34] 李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35] “八大员”是不属于编制内的公社临时性干部，具体指公社广播员（兼通讯报道等）、农机管理员、畜牧管理员、水利管理员、农技推广员、报刊投递员、粮食管理员、天气预报员。主要参见卢苇等主编：《四十年：西北工业大学七七、七八级同学入学四十周年纪念》（下），第179页。

　　[36] 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劳动就业问题的决定》，（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94页），对“知识分子”的划分是“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者。

　　[37] 周绪红主编：《两院院士忆高考——77、78级、大学生的高考故事》，湖南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88-295页。

　　[38] 考生考前本人从事教师或非体力劳动，且家长又为知识分子或干部的。

　　[40] 祝毅主编：《120个回望：纪念恢复高考40周年》，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41] 《往事回首，岁月如歌——天津大学七七、七八级恢复高考四十周年纪念文集》。

　　[42] 张世满主编：《我的大学我的班——山西大学历史系七七级忆文集》，2022年自印。

　　[43] 《回眸高考四十年：77、78级大学生入学40周年纪念》，厦门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44] 卢苇等主编：《四十年：西北工业大学七七、七八级同学入学四十周年纪念》（下）。

　　[45] 周绪红主编：《两院院士忆高考——77、78级、大学生的高考故事》。

　　[47] 郭常平等主编：《回憶回忆：浙医77级入学四十周年同学会纪念文集》，2017年自印。

　　[48] 苗齐田等主编：《延伸的墨迹——清华大学1977级毕业30周年纪念文集》。

　　[49] 殷建中等主编：《命运回眸——四川大学与长春光机学院七七级同学共忆高考》。

　　[51] 卢苇等主编：《三十年：西北工业大学七七、七八级同学入学三十周年纪念》（下），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52] 《梦想·求索·年龄：华南理工大学七七、七八、七九级师资班回忆录》，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

　　[53] 董谦主编：《沙河流金——电子科大77、78级学习毕业四十周年征文集》，2023年自印。

　　[55] 岑献青主编：《文学七七级的北大岁月》，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

　　[58] 侯亚新主编：《回眸：亚特兰大77级纪念文集》，2020年自印。

　　[59] 《回眸和纪念——曲阜师范学院中文系78级同学回忆录》，2022年自印。

　　[61] 重庆师范大学1979级著：《1979我们启程》，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62] 王次炤主编：《中央音乐学院作曲77级》，中央音乐出版社2007年版。

　　[63] 傅永军等编：《弹指三十年——山东大学哲学系1978级毕业三十周年纪念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64] 高泰东等著：《1966年我们读高三》，江苏凤凰出版社2018年版。按：该班另有7位新三级大学生编入“附传中大专汇总”。

　　[65] 《回眸青春：河南大学政教系1979级毕业三十周年纪念文集》，2013年自印；云南省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编：《走过三十年：云南省纪念恢复高考三十年文集》，云南科技出版社2008年版。

　　[67] 周帆等主编：《我的高考我的大学——遵义师专一九七七级中文班高考四十年纪念文集》，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68] 《同窗情结：温州师范专科学校七八级中文（一）班毕业三十年纪念文集》，2011年自印；《我们的歌：宜宾师专79级中文班》，2009年自印。

　　[69] 具体的数据、占比、原因和影响等，待笔者统计完案头全部的新三级学人的回忆录后，再做专题汇报。

　　[71] 李文胜：《中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公平性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6页。

　　[72] 在“新三届”微信公众号上读（听）过的数百篇相关文章，感觉作者人入学前的职业和家庭背景，与本文表1基本一致。

　　[73] 陈侃章：《冬季里的春闱”：1977年恢复高考纪实》，第111-115页。

　　[74] 例如，《梦想·求索·年龄：华南理工大学七七、七八、七九级师资班回忆录》，编者在“前言”中概括：“当年我们在田间地头、在厂房车间”收到大学录取通知。南京大学历史系78级的陈益民先生，也在他主编的《我们班》的“前言”中归纳：“上大学前，绝大多数同学在社会基层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

　　[75] 以78年、79年（案头虽然没有77年的资料，但该年执行的身份制更为固化）高校招生报名分类为主要依据，其中公办教师划入干部类，非公办教师各按户籍计。

　　[76] 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分工是必然的。当文革初期的停课闹革命、大串联、武斗基本结束，大批中学生上山下乡，或回乡务农后，较大的社会分工又随之而来，只不过那些有较高社会地位的职业轮到谁的问题。我们从该班开始的18个回乡农民，到高考前实际从事农业生产的只存2个，那16个中的大多数，就是从农业岗位（体力）转到非农业岗位（脑力）了。而那2个回乡农民，一个是大队党支部书记，另一个是农业技术员，真正在农村一线级学生中的占比及其实际的角色，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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