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木树苗“南先生的了不起，完全是因为他的气象与高度；至于那些细节的对错，压根就不需要在意。” 7月24日，台湾学者薛仁明在南怀瑾先生诞辰的纪念讲座中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薛仁明认为，可滋养人的生命的学问，必须要建立在“先格物，后致知”，也就是“先感后知”的基础上。这样的“格物”，必须要先好好地生活，真实地感受，实际地领会山河大地的一切。

　　除此之外，薛仁明认为，中国学问得和现今的大学体系分家。我们把大学留给西方学问或者现代的实用学问。分家之后，再另外成立一个体系，中国得办几所真正讲中国学问的学校。

　　在历史气脉的国学热之下，很多人在读书，在学习。但同时，也出现了非常多的问题与误区。正因为这种种的问题与误区，才会有我们今天这个题目——“生命的学问”。

　　昨天之前，我在民间一所华德福学校给该校的老师与家长上了一星期的《论语》、《史记》课。一开始，学校的校长跟我说，她一直很困惑，国学到底是什么？难道只有《四书五经》才叫做国学吗？昆曲、京剧算不算国学？书法算不算国学？她觉得，按理说，《四书五经》最有资格算国学，可是她每次听那些谈《四书五经》的学者说得口沫横飞、冠冕堂皇，却总是一边听、一边打盹，几次下来，就不禁怀疑：如果国学都这么没生命力、没真实感，我们真是不要也罢！这些学者口中的《四书五经》，都只是一些概念、一些名词，甚至只是一些教条，跟我们的生命几乎没什么关系。但如果这不是国学，那么，我们要的，又是什么？

　　我第一堂《论语》课上完之后，她兴奋地告诉我，她终于知道什么是国学了。讲了半天，国学就是中国人的学问嘛！那么，中国人的学问又是什么？能让人清楚地知道中国人的生命状态的学问就叫国学。

　　整个中国传统的学问，说到底，其实都是“生命的学问”。可不幸的是，今天这样的学问，由于太多不必要的条条框框，充斥着各种误区。尤其在大学里面讲中国学问，不管是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都被学院里的学问体制搞得彻底异化。

　　去年3月，我接受了一位记者的采访。记者说，她以前在复旦读研究生时，只从一门课中真正受了益。这门课是什么？是有位老师带着他们读经典，没有讲解，也没有分析，从头到尾没任何学术名词。读罢，只是直接向研究生问道，你们的感受是什么？你们有什么体会？课上得很慢，没有任何形式性的争辩与讨论。记者讲这事时，我问她，这位老师开这样的课，学校答应吗？她说，老师似乎跟学校博弈了好一会儿，学校不太赞成。接着我又问，这个老师升等怎么办？毕竟，这是最实际的问题。结果，答案是：这个老师已经放弃升等的念头了。我当时的反应是：这个老师怎么这么特殊？记者说道，这个老师是南怀瑾先生的学生。

　　这件事最大的症结，是我们目前的大学体制与整个中国生命的学问有着本质的区别。为什么在大学里谈中国学问的老师都很苦？因为他们找不到真正的着力点；他们平常做的事，多半不是他们真正想做的。可是，整个学院体制却逼得他们只能往那边走。最后的结果，就是在这种地方学问做得越久，离真正的中国学问反而越远。

　　所以，我那篇“南怀瑾的学问与修行”有段话说，南先生跟学院里那些批评他的学者，“本是迥然有别的两种人；所做的学问，压根不是一回事。”今天最大的麻烦是，学院的学问仍是社会主流，已彻底被认可。在这样的体制之下，中国学问就很难有存活的空间。做中国学问的人在里面，最后就会变成（讲得很难听的话）“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处境很难堪。如果真要在那个体制里被认可，就一定得做某种程度的扭曲；扭曲到最后，便免不了产生根本的异化。

　　台湾这几十年来谈中国学问，除了南先生在民间谈之外，在学院里影响力最大的，应该是牟宗三先生。牟先生的道德形上学符合学院的体制，逻辑极度严密，他把康德的哲学跟中国的儒、释、道三家做了彻底的糅合。结果呢？新儒家学派不仅在学院里立稳了脚跟，还取得了空前的学术成就，完全可以跟西方哲学相抗衡。

　　这当然没错，可问题是，牟先生谈的所有儒、释、道的真正的生命能量却也慢慢不见了。牟先生所有的徒子徒孙，一个个只能困守在学院里，写写论文，开开讨论会；他们所谓的“坐而论道”，说白了，不过就是一小撮人的空谈罢了！一旦走出学院，没几个人理会他们。更麻烦的是，他们一出学院，也不太有办法跟普通人说话，因为没有几个人听得懂康德的哲学语言。最后，他们变成一群很奇怪的人。

　　所谓儒家，竟然没办法跟一般人讲话，对于社会也几乎零贡献，真不知这叫哪门子的儒家？可在概念上，他们却说得天罗地网、严严实实，什么问题都没有。牟先生觉得自己的学问是生命的学问，因为谈的都是儒、释、道。可实际上，真正落实到生命里去，就未必是那一回事了。

　　真正生命的学问与圣贤的学问，又是什么？记得有次，我在北京见了中华博学院的王院长。王院长提到中华博学院招收的对象，不管是本科、研究生还是博士毕业，只要到中华博学院，最少要读七年的书。不管以前在外面怎么牛，到了那儿，一切归零。王院长说道，中华博学院的毕业生，将来要有能耐到菜市场去跟里头的市井之徒将圣贤之道说得清清楚楚。

　　隔天，我给北京辛庄师范的学生上课，转述了王院长的话，说道，王院长这话说得极好，大家要谨记在心；不过，辛庄师范还要有个不太一样的地方：除了有办法对菜市场的市井小民把圣贤之道给说清楚之外，还要有能耐在这些市井小民的身上直接读到圣贤之道。这是另一种生命的大学问。读圣贤书也好，儒、释、道也罢，都要能跟普通人讲得上话。如果不能跟普通人讲话，这学问多半是假的。可是，你看看现在我们大学里面那些“做中国学问”的博导，又有几个人有办法到街上跟一般人把圣贤的生命状态传递出去呢？很少吧！

　　今天这些“做中国学问”的博导的窘境，当然是来自于学院里的西方体制。早在数千年前，西方就是二元思维，一直有着主观与客观、神与人、善与恶等等鲜明的二元对立。他们在面对学问时，始终对于客观学问、客观知识有着强烈的追求。在追求学问的路上，他们认为把所谓的主观思维抽离得越彻底，这种客观学问才能够越真实。这是西方的思维，也是目前整个学院的基本思维。

　　然而，中国学问从来就不是这个样子的。中国学问是什么？是有真人，才有真学问。我必须要清晰地看到你的人，才能够知道你讲的学问到底是真是假？没有人的学问，那就是假的学问。孔子对子贡说：“先行其言，而后从之”；我得看到你做，看到你的生命状态，你所说的话对我才有真实感。道理谁都会讲，但如果没有人保证，中国人则会称之为“戏论”。大家看不起的！

　　从一开始，中国学问跟西方学问的切入点就完全不同。所以我去年在北大谈了三次这个问题，最重要的一个论点，简单说，就是中国学问应该要从现在的大学体系切割出来，分个家吧。我们不要急着说“中西融合”，先把我们的“中”找到再说。很多人连“中”是什么搞不清楚，却每天在讲“中西融合”，大家不觉得这是根本的错乱吗？等我们把自己给搞清楚了，会发现有些东西可以嫁接，有些东西能够转化，那当然很好。但有些东西，是嫁接不起来的，这时，我们各行其是，相互尊重即可。真兜不在一起的东西，就别勉强。

　　孔子早有明训——“合而不同”，我们得承认，天底下很多东西本来就是不同的。在这样的思路之下，中国学问就得和现今的大学分家。我们把大学留给西方学问或者现代的实用学问，这没问题。分家之后，再另外成立一个体系，中国得办几所真正讲中国学问的学校，称为“书院”也好，另外想个名字也行，总之，中国学问得有个栖身之地，不要搞到今天这么可怜，偌大一个中国，竟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好好谈谈中国学问。这是眼前最根本的问题。

　　谈起生命的学问，就不得不提南怀瑾先生。昨天我在深圳上最后一堂课，几天下来，学生有了些感觉，也有了学习的热情，提出要我推荐现代人写的一些书。我说，你们去读读南先生的《论语别裁》吧！南先生《论语别裁》的好处，就是雅俗共赏、老少咸宜；不管以前有没有底子，都可以从中受益。有个学生提问，“可是，《论语别裁》里面很多细节问题很大啊！”我反问他：“又不是要写博士论文，管他细节有没有问题？”

　　我不会帮《论语别裁》里面细节的问题做辩护，我认为南先生就是说错了，没甚么好替他辩护的。我不喜欢说：“啊，那是因为他的讲课录嘛”诸如此类的说法。我觉得，南先生《论语别裁》里面细节的错误确实是很多，不胜枚举！错了就错了，我们不必为长者讳，因为，有错没错，压根就没那么重要！

　　我跟学生说，细节的错误是一回事，但是，你们读了南先生的《论语别裁》，肯定会觉得很开心。就好比上我的《论语》课，上完之后，常常觉得胸口一开、神清气爽。这有一个共同的原因：我们都很会“扯”。只不过我“扯”的方式跟南先生不太一样，南先生“扯”得大，我比较小。我是从具体的生活的点点滴滴“扯”起，“扯”到这些学生都跟当下联结了起来，很有真实感。至于南先生的“扯”，则是“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海雨天风、习习逼人呀！

　　正因为会“扯”，在这“扯”的过程里，即使记忆力再好的人，总会有些东西记错了，许多细节，就难免会牛头对上了马嘴。这其实再正常不过。我想，这其实是一般人对事物掌握的正常状态，“君子取其大”，我跟学生明白地说，除非你要写论文，要做学术研究，否则，你管细节对错干嘛？

　　撇开细节，真让我说，《论语别裁》真正的分量，是在于两个字——气象。当代所有谈《论语》的书里，能以那么大的气象来对应孔子如此大气象的人，非常少见。当气象大的时候，自然是“出入可以”了。孟子说，“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小细节别太计较，否则，就容易因小失大。

　　孔子的了不起，恰恰在于气象之大。他早期的三大弟子——颜回、子贡、子路，三人是三种截然不同的人格典型，完全不一样。一个老师能够把三个这么杰出但又截然不同的人搞到服服帖帖，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老师的气象一定非常大，才有办法这样“海纳百川”。南先生的了不起的地方也在这里：单单看南门的弟子，五花八门、三教九流、五湖四海，甚至，还有一些人根本就是善恶难分。这才是了解南先生的大关键。

　　以南先生那样的生命气象去看孔子，所立的高度，当然与那些窝在书斋里又整天关心细枝末节问题的学者完全不同。所以，《论语别裁》是一个生命状态很接近的人在看着对方，看着看着，忍不住说道：哎呀，这老头好厉害呢！如果你是高手，才会看到高手之所以为高的地方；至于那些“低手”，大概就只能永远仰着头看，把任何东西都做胜义解；明明孔子错了，也硬要把他讲成是对的；一切作胜义解之后，反而慢慢把孔子的内在生命力给萎缩了，变得没说服力了，最后，就只剩下是说教。同样，南先生的了不起，完全是因为他的气象与高度；至于那些细节的对错，压根就不需要在意。

　　《论语别裁》谈得一点都不客观，很多细节也错了，而今天学院一直反复强调的，恰恰就是客观与真实。可是我们要清楚，在中国式的思维里，真实有两种：一种是“形”的真实，另外一种则是“神”的真实。 “神”的真实是不是更大的真实呢？又何必去斤斤计较那些细枝末节的东西呢？也正因如此，学院里面的学者所谈的中国的学问，纵使每一句话都没有错误，都有凭有据，可说了半天，又有几个人真把他们当回事呢？

　　中国的生命学问的根本，准确地讲，其实就是《大学》一开始讲的四个字——格物致知。从格物致知开始，西方学问就与中国分道扬镳了。什么是“格物致知”？如果从历史来看，似乎是一言难尽。当年从朱熹到王阳明，不就为了这事，讨论到天花乱坠、各说各话、谁也不服谁吗？

　　我自己对“格物”的看法是：格者，来也；物者，对象也。所谓“格物”，就是对象已不再是对象，而是自己与物已经没有分别、没有隔阂；这样的“无别”与“无隔”，就是“格物”。当“物”还是个对象，还有所隔阂时，就没有真正地“格”。换言之，当你看到事物的本质，跟它没有隔阂的时候，就是“格物”。

　　学问其实是“致知”之事，“致知”的根本，则是 “格物”。“格物”是先以感，然后做到《易经》所说的“感而遂通”。一般人如果能先“感”后“通”，那就厉害了。“感而遂通”基本上就是“格物”的状态。“格物”基本上就是凭着感，凭着直觉，不假思维、不假逻辑，用生命状态去直接触动。如果能够这样打到要害，那就是最高级的格物。

　　禅宗最大的本领，就是格物。有些禅师，一辈子没读过什么书、没有什么知识，却能将事情看得非常透。这就是“格物”的本领。反倒后来的儒家，整天忙着做学问、忙着致知，格物的本领有时却退化了。结果读书越多，反而越没办法碰到核心；读书越多，反而与人越加疏隔。这并非所谓的“反智论”，而是学问本来就容易产生这样的危机。

　　如此一来，我们就要问：既然学问容易产生这样的危机，那么，有了“格物”，不就行了？又何必无事惹埃尘、特别去“致知”呢？原因在于，有些东西，你一时之间感觉非常好，可如果无法说出一个所以然来的话，肯定还是会出问题的。换句话说，“格物”就是“知其然”，“致知”就是“知其所以然”。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最后还是会出问题。

　　我们现在去听1966年以前的京胡大家的历史录音，会发现他们绝对都有能力可以把每个音都拉得很准，可是，他们偏偏就要将某些音稍微偏离一下，让人感觉意外、心生悬念，然后一下子再拉回来，这种音就特别自由而充满弹性。听一两次之后，会感觉特别好听、特别耐人寻味。等文革结束之后，后来的琴师渐渐没有这样拉，原因又在哪里？原因就在于以前琴师这样拉，本身并没有太多理论的自觉，没办法说出所以然。那种中国音乐根本的出入自在、游戏变化，他们却未必能说出道理来。

　　后来等到中国音乐学院、中国戏曲学院那一套受西方美学影响的音乐标准定于一尊之后，他们每个音就统统拉得很准，然后我们的戏听来就益发无趣了。事实上，除了京胡之外，中国人以前在音乐、戏曲很多丰富得不得了的细微之处，后来也都慢慢不见了。为什么？因为理论出问题了。大家被西方那一套理论给罩住，从此没了主心骨。没了主心骨，我们就什么都不是；老是以别人的标准，看自己怎么都不对劲。所以，我们除了知其然，还得要知其所以然。除了“格物”，还要“致知”。学问的本质，就是“致知”。

　　“格物”与“致知”的关系理清之后，我们现今学院体系核心的病灶就清楚了：他们的“致知”，没有“格物”的基础；他们跳过了“格物”，整天忙着“致知”；这样的“致知”，就成了失根的兰花；最后人在里面待久了，难免会失去根本，感觉不踏实，甚至会得抑郁症。学问没有格物的基础，当然会塌掉；这种失了根的学问越多，反而越容易成为生命的负担。

　　关于这一点，我自己有切身之痛。当年我第一志愿填台大历史系，或许，是被司马迁打动了。司马迁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话说得多动人，对不对？结果，我进了台大历史系，老师却开始教我们怎么写论文，教我们学会客观分析，不能有自己的感觉，不能有自己的体会，写东西不能有那么多的“我”。不能有“我”，当然，也不会有“天”。学院里面压根就不谈“天”的，为什么？因为“天”没办法被客观分析，没办法被逻辑思维。如此一来，我读得越久，离当初期待得越远。最后只能越来越烦躁，越来越不安。

　　我们这时代浮躁的原因有很多，但问题的核心之一，就在于我们的学问体制出了问题，使得我们远离了那种本该可以滋养人的生命的学问。这种可滋养人的生命的学问，必须要建立在“先格物，后致知”，也就是“先感后知”的基础上。这样的“格物”，必须要先好好地生活，真实地感受，实际地领会山河大地的一切。

　　我们现今的教育，当然不只是大学出问题，而是从小就开始误入了歧途。有一次，有朋友跟我说道，他孩子小学六年级，有一次老师问道：“各位小朋友，你们看过桃花的，请举手。”这问题已经够可笑，但结果才真是骇人听闻：全班只有三个人举手。读到小学六年级的小孩，全班只有三个人看过桃花，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在长沙，桃花他们肯定看过，那么，为什么只有三个人举手？很简单，他们不是没看过，而是根本就视而不见。

　　从很小开始，就有人教他们花有雄蕊、有雌蕊，有花萼、有花瓣，这种花有几瓣、那种有花几瓣，学会了很多关于花的知识。可是，我们的教育却从来没有教他们好好地去看一朵花，更不要说，看了花会有什么感受。从很小的时候，教育就是这样以知识为中心，抽离了感受，没有格物的基础。最后，小孩当然越教问题越大；长大之后，难怪有那么多人要得抑郁症！

　　我在北大讲座时，感受最强烈。通常在北大，本科生的脸比研究生的脸好看些，研究生的脸又比博士生好看一点。为什么博士生的脸最纠结呢？很简单，因为整个学问的架构使人不断地抽离实际的生命状态，所以，人就离该有的生命状态越来越远。最后以北大为代表的学院的学问本身，变成不是培养人，而是在折磨人、耗损人的。今天待在学院做着这种扭曲的学问，大部分人是为了工作，不得不然呀！说实话，我是深知其苦的。

　　但令人感慨的是：偌大一个中国，总应该要有一些地方可让人做一做健康的学问吧！健康的学问怎么来？是要建立在格物的基础上。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就能知道，为什么很多人明明谈着国学、标榜着生命的学问，却依然会出问题？因为这些人尽管嘴巴谈着中国学问，可是看不到他们的生命状态。他们依然把国学讲成一种知识，而不在意学问后面的生命气象。这样的国学，只不过又给小孩另外一些知识罢了！这些东西依然是养不了人的。这样的东西不是中国的学问，也不是生命的学问，只是披着中国学问的外衣，骨子里还是西方的客观知识。这个症结如果没有突破的话，整个中国文化的复兴，仍旧只是一句空话！

　　从这个角度来讲，恒南书院也好，整个中国遍地开花的书院也罢，当务之急，就是要把真正的生命的学问的体制确立下来。“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我们把生命的学问的根本建立之后，将来再反馈到体制内，这是一件大工程。

　　今天一旦确立学问的根本，我们就能心平气和地看待读书这件事。宋代以后，读书的重要性被无限夸大，朱熹曾说，“人生唯有读书好”，读书人也常说：“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我常常批评，这种话纯粹是读书人的自大。你看民间很多人一辈子没读过书的，人家的脸可好看了，对不对？反过来说，你看到许多整天读书、忙着报选题的博导、硕导，不少人的脸还真纠结呢！真要说，那样的脸才真是面目可憎，对不对？

　　所以根本的问题是，你读的是什么书？又是怎样读书的？这才是根本的问题。我们不是否认读书的重要，而是应该要意识到读书这事原是两面之刃，有其有限性的。任何事情，我们总要意识到有限性，才有办法发挥有效性。我只是提醒大家不要把读书这回事讲得那么绝对。

　　记得上回台湾有一位长我十几岁的女作家打电话给我，说道，唉呀，某某人(台湾知名作家，姑隐其名)的小说，最近那么红，我很认真地读，怎么读到后来就读不下去了呢？我的回答是，读不下去就别读，你以为那位小说家有多伟大啊？没有一件作品伟大到读不下去还得硬逼着自己读，只有还在文艺青年状态的人才会傻呼呼地干这种事。三十岁之后，我们读书就是为自己负责，就是为了增长智慧。

　　事实上，到底怎么读书，我还有一个更直观的做法。你读一本书，别急着先读完，因为书如果有问题，等读完之后，问题就大了。先读个十来页就行了；读罢，把书盖着，照一下镜子。这个很直观吧！一翻两瞪眼，对不对？如果发现，唉，奇怪，怎么不由自主就皱起眉头来？那问题就大了，你肯定中了书毒，赶紧把那本书丢掉。不是丢掉，因为丢掉还有人会拿来看，赶快把它烧掉。

　　当然，对着镜子看自己，有时候也未必很准，还有一种更直观的方法，就是读完书之后，看一下旁边的人。怎么判断？很简单，如果你看旁边的人，比之前看得更顺眼，基本上就没有问题了。如果你看旁边的人，越来越有一种愤世之感，那么，你就中毒了。最后，更直接也更简单的方法是：回家看另一半。这最准。因为我们看另一半的时候最容易起嗔恨之心。平常我们都会用放大镜看着对方的每一个毛细孔，因此最容易看不顺眼的，不就是另一半吗？这个最直观、最没学问，可是，也常常最准确。

　　学问这事，本来是要把我们的生命给打开，可是我们常常读着读着，就掉进许许多多的误区里。结果弄到后来，讲什么？“知识越多越反动。”这话不中听，也说得太过，但的确有部分的道理。最后，我想到刚刚提到的那位记者，当她采访完毕，报纸发表之时，拟了一个标题，这个标题拟得很好：我们太缺乏一门叫做生命的学问。